近日，一些领袖或领导人认为全球经济进入危机模式，日本首相安倍甚至说可能到了“雷曼”时刻，但在星展集团执行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看来，事情并不是这么糟糕。

　　高博德在5月29日的媒体讨论会上指出，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四年一直都保持2%-2.5%的增长率，今年保持这样的水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欧洲经济确实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目前面临难民的危机。但这是长期的问题，短期来看经济增长还是有一定动力的，像西班牙甚至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希腊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开始初见成效，英国也不大可能短期内退出欧盟。欧洲领导人也看到了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法国最近修改《劳工法案》来支持结构性改革。

　　他表示，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仍能达到6.5%-7%，这已经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一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服务业占经济更大的比重，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服务业的增长率达到双位数。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到3%-4%，这对亚洲其他国家是有影响的，比如印度尼西亚、东南亚、澳大利亚，都是支持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这就意味着东南亚一些国家需要依靠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这些国家财政也有实力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他也强调，风险确实是存在的，像大宗商品进入价格下行的巨幅波动，金属、石油价格的波动下跌等等，都说明经济确实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会看到当年雷曼式危机的出现。

　　“中国经济前景的三大重要领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市场化和‘ 一带一路’战略。”他如是说。

　　他分析到，从根本上说，中国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不论是去产能、去杠杆，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最终都是要提高效率。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国有企业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同时它的改革转型也面临着很大的社会成本以及社会需要的稳定代价。政府正在做的是选择重点行业，比如造船、钢铁行业兼并整合，这显示出政府对这个问题是有全面认识和重大决心的。

　　如果说供给侧改革像是“往回看”，那么金融市场化就是“向未来看”，要避免因为失误而产生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过度投资，但高博德不认同这种观点，“实际上中国的资金和生产率并没有过度的投资，很大一部分问题是资金的错配，在某些行业形成了过剩，但在另一些行业，如清洁能源、医疗等资金的投入是不足的。”

　　他认为，要实现金融市场化的前提是利率要自由化，这一点央行已经在推动。另外要有透明的资本市场，同时要有外资相对自由进出的机制，这些也都是监管机构正在着力推进的。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做到了与世界融合，落后的是中国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融合，也是中国政府力推“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三大主题互相关联，金融市场化有助于帮助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会推动‘ 一带一路 ’的战略，但是每一个单独来看也都是很艰巨的任务。过渡期的风险是存在的，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破产、违约，对手方的风险，市场波动幅度加剧等等，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长期的目标制定是很清晰的。”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