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这场金融风暴来得及时。它使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表露无遗，迫使中国这棵“速生木”走内涵式生长道路。中国也必须明白：关键时刻，过分依赖外资是不行的。中国在巩固既有发展成果的同时，亟需转变经济思维，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一年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人士乃至经济学家们，大概都没有想到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竟然有这么大的冲击力：在将全球金融业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毁灭大半的同时，也将世界经济拖入了失望的冬天。而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日渐自信的新兴大国——中国，原本被一些人士认为是这场危机的一个例外，但2008年下半年来一连串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不仅不是天外来客，反而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危机冲击远超预期

　　依照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说法，此次金融危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均超出预料，其影响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而且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还在加深。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金融危机已在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商品价格、消费市场、新增就业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有专家预测，由于出口市场的严重萎缩，今明两年中国将减少大约2500万个工作岗位；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分别下滑7.6个和5.6个百分点；GDP增速下滑2.8个和2.6个百分点。国外有唱衰中国的分析师甚至认为，中国将陷入长时期的出口收缩，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跌至5％。

　　笔者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部分贸易对象为了自保可能实施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势下，对外依存度高达66%的中国经济经历一至两年的调整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场危机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提前引爆了。中国经济早已内外失衡，从而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日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世界中一直作为一个例外继续免受外来的冲击。如若政府干预失灵，中国就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使经济在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最佳窗口时机，最终有可能在与主要经济大国的竞争中既失去比较优势。

　　关键时刻外资靠不住

　　就在中国经济处于内外压力增大的关键时刻，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资却出现了明显撤离的现象，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甚至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出《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表明对付外资撤离已上升到国家层面。

　　其实外资就像一群四处觅食的鱼，哪里有食物就将游到哪里去，而且发现哪里的食物最多最美就将蜂拥而至，决不会刻意光顾没有食物的水域，或者呆在食物稀少的水域久久不愿离去。很难想象，微软、大众、GE等跨国巨头会对战乱频仍、一贫如洗的阿富汗有多大兴趣；而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之所以愿意把钱投向中国，关键在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机会。而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恶化，使得本来就唯利是图的部分外资选择在他们看来是最优的生存方式。

　　外资恶意撤离中国，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有关管理层固然应该检讨工作的短视之处，但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来看，，投资对象国在经济上的强大与经济安全的维系是不能仰赖外资支撑的。关键时刻，外资肯定靠不住！尽管从工具性价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力引进外资无可厚非，大量中国企业充当跨国公司的下游组装厂也是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的必然结果；但如果忽视了外资的经济负效应和挤出效应而对外资寄予厚望，则为之付出惨重代价是必然的。

　　巩固发展成果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面临的显性风险不容忽视。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几乎无节制地向金融市场注入货币流动性，使中国外汇资产面临长期贬值的巨大可能。而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中国要想把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货币资产的一部分转换为战略性资源资产，从操作层面来看，难度非常大。尽管中国在最近一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王岐山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希望美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安全。但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对此的实质性回应。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绑架了中国经济，迫使中国跟着美国的脚步跳舞，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不幸。如何巩固中国30年来的发展成果，使政府、企业和居民不再享受“财富幻觉”，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培育内生优势需政策革命

　　应当承认，在国际经济的基本面持续不确定甚至恶化的情势下，中国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至崩盘确有相当难度。谁都知道，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摆脱目前经济困局的关键之举。但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受到现实条件约束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以牺牲自身消费基础和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为代价的。在社会保障未完全覆盖，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要启动内需提振经济多半是说易行难。政府与其信奉凯恩斯主义，不如把注意力的一部分放到切实提高已经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广大百姓的收入上面，并在微观层面帮助企业改善生产环境，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条件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