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维柏 著，单怀光 编译

25年前，1986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工行”）与IBM中国签署了一个在中国25个城市安装50套联机处理系统的特别订单，作为这个订单的一部分，IBM中国首先在中国6个主要城市为工行安装网络系统。第一套联机处理系统于1987年中率先在北京投产，几个月后，第二套系统在上海投产。这一合作项目改变了中国的银行业务处理方式。适逢IBM公司成立100周年，暨工行与IBM合作25周年，仅以此文纪念促成世界最大的银行与IBM成为长久合作伙伴的关键人物黎晓先生。

黎晓先生（左）与作者

20世纪70年代后期，黎晓先生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电脑部总经理。当时在香港，除中国内地的银行外，其他银行都采用交互式银行终端和ATM网络开展业务，而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为首的中资银行仍然停留在手工处理业务的状态，竞争能力低下。1975年，中银集团（中资13家银行）开始探索建立连接其旗下13家银行的联机处理系统以提高自身的业务规模和服务水平。由于缺少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1976年下半年，黎晓先生将一批计算机工程师从中国内地引入香港成立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电脑部，开始了中银集团的电子化历程。

黎晓先生是一个接受过前苏联教育的会计和管理方面的专家，且是一名严肃的谈判高手。他提出的一些需求是史无前例和几乎无法实现的，如因财务和安全原因，他要求联机处理系统全部由中银集团自己维护。

在1977年和中银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后，IBM技术人员对保守的成员银行的业务做法进行了根本性改革，通过IBM最新的3032系统，用16个月的时间，为中银集团建立了联机处理系统。系统投产后，按照每个月一家银行的进度将13家银行逐一切换上线。如此一来，中银集团旗下的13家银行的计算机应用水平一举超越了香港的其他银行。中银集团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业务计算机处理的企业，受到了中国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和肯定。我和黎晓先生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我被调到位于东京的IBM日本产品部工作。1984年的一天，IBM日本总部转来一封黎晓先生自中国北京发来的信件。他刚被任命为工行全国信息化项目负责人，黎晓先生想要联系我，因为他即将开始一项艰巨的任务——实现拥有超过20 000个分支机构的、操作远比中银集团原始的、完全靠手工记账的、靠古老的中国计算器算盘计数的工行业务现代化处理。他希望我能为他提一些建议。

工行业务处理电子化是中国1981年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方针的结果，这个方针带动了中国一系列经济和技术上的变革。中国银行业的前苏联模式很快被整改。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改制成一家中央银行和多家专业银行体制。工行则被设计成主要为城市服务的专业银行，并决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联机业务处理服务。

当时，另外一家外资公司的系统已在人民银行北京、上海等分支机构运行，主要用于人行和保险公司的一些核心业务处理和统计报表及控制管理等。

在获知黎晓先生的来信内容后，IBM亚太总部和IBM中国立即派我去北京和黎晓先生见面。黎晓先生让我将下面的信息转告IBM：工行项目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顶级项目之一，计划未来10年在中国50个主要城市引进联机处理系统，已有一家获中国政府支持的外国公司参与该项目，并被定为首选供应商。黎晓先生是唯一想要得到IBM建议的人，并希望我协助他一起开展工作。IBM亚太总部和IBM中国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项目，决定全力投入，我被任命为项目投标经理，立即投入工作。

1986年以前，中国IT行业的基本情况是：国营单位要引进任何主机系统（当时还没有私营企业），首先要有经过批准的项目预算资金（人民币），然后向中央外汇管理部门申请外汇指标。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极其有限（1985年可供使用的外汇金额全国只有26.5亿美元），获批的外汇指标仅供一次性使用（不含系统后续升级、维护、价格变动的费用）。中国企业在获得外汇指标后，还需国际出口控制机构，即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和出口国政府批核，设备进口申办一般需要1~2年，从选择供应商到系统到货，需要几年时间，这期间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开发工作，因为所有的设备供应商（包括IBM在内）只能进行贸易谈判和签订合约，不能提供任何客户服务，更不能在中国内地建立任何技术支持机构。合同签订以后，所有的培训工作只能在海外进行，受训人员回国后不得不无所事事，处于长时间的等待中，许多人员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当设备最终到达时，需求可能发生了变化，受训人员可能已经忘记了当年培训过的课程。如此一来，大多数项目，只能进行一些基础应用开发，多数系统功能无法使用甚至报废。当时中国的通信资源也非常有限，而且很不稳定，除电传系统（Telex）外还没有商用的数据通信网络。

黎晓先生深知，在上述背景下根本不可能选择IBM公司实施工行的宏伟计划，反复设想后，我们提出了以下方案送各自的管理层审批：①IBM在6个月内自费为工行引进一套IBM主机系统，在国内建立一个IBM培训和研发中心，再将该培训中心折价转让给工行；②双方签订一个包含50套IBM4300主机系统和1000套银行终端的长期合作合同，作为IBM先期投资的条件；③合同签订以后，工行的技术人员在国内培训中心进行培训，并辅以海外必要的培训；④IBM在培训中心为工行提供进一步培训，培训结束后，所有的开发和测试工作在培训中心进行；⑤上述培训结束后，再邀请工行的业务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到海外参观学习海外同业的成功经验。

IBM亚太区总裁乔治•康拉德先生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多次拜访工行朱田顺董事长。工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IBM在中国的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在美国的价格。康拉德先生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解释，讲解了IBM的产品价格结构和费用分配：由于不同国家的贸易成本不同，导致了贸易费用的差异，由此带来价格差异。朱董事长听后，微笑着说：“康拉德先生，我理解并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但你知道，我是一个成本会计师，你仍然需要给我一个大折扣。”

在黎晓先生的强力推荐和朱董事长的大力支持下，工行接受了IBM的特别报价，双方在1986年4月签署了第一批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6个城市的计算机系统订单。

在工行技术人员和IBM支持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工行计算机网络系统率先在北京和上海投产。截止到1998年，工行各省级数据中心几乎全部采用了IBM主机系统。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对工行、对中国的IT行业和对IBM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工行来说，工行是中国第一家实现业务操作全国联网的商业银行，这样的服务模式极大地适应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快速扩大了工行的客户及业务发展基础。在2011年1季度末，工行的市值达到2900亿美元，2010年的利润达25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效益最好的银行。最近披露的工行2010年年报显示，其60%的交易来自电子银行，工行的电子化平台在未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对中国IT行业来说，该项目的成功向中国展示了IT投资带来的丰厚回报，有效地促进了多个领域的IT应用的需求，并且宣告了中国实时计算机应用年代的到来。对IBM中国来说，IBM占领了中国银行业信息化的主要份额，其他国有商业银行需要采购具有同样竞争力的IBM解决方案。IBM在中国建立了在岸资源、专家队伍，有效地适应了中国快速增长的IT服务的需求。IBM得到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客户，今天工行已经是IBM在全世界最大的、效益最好的客户之一。

回首往事，选择IBM，工行和黎晓先生至少面对三个挑战：一是，先入为主的挑战。当时，除了黎晓先生和与他一起在香港工作过的单怀光先生外，工行和人民银行内部均无人了解IBM公司的背景和实力。而此前提到的另外一家外国公司的设备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很多年，选择一个在中国没有任何应用实践的供应商无疑将遭受众多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之声。二是，承诺规模的挑战。工行必须承诺一个足够大的长期合作计划以回报IBM的初期投资。虽然工行的项目是国家的重点计划之一，但是，工行还是必须拥有配套人民币，同时还要向中央主管部门申请有关的外汇指标。通过多年的预算积累和朱董事长向国家各部门的求援，工行仅筹得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行进口设备所需的外汇。其他分行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在当地寻找外汇指标，许多分行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因为如果他们采用另外一家外国公司的设备，因政策原因，则无需为外汇指标发愁。三是，高级人才需求的挑战。由于项目规模大、现有技术人员对新系统缺乏了解以及新的需要快速增长等因素，使得人才问题成为工行必须面对的又一个重要难题。

然而，黎晓先生坚信，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工行，与IBM长期合作是更好的选择，困难只是暂时的。他的坚韧和远见最终获得工行管理层的认可。而事实也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黎晓先生于2009年下半年过世，享年86岁。我想，如果他还在的话，我问他对这件往事有何感想，他或许会淡淡地说：“我相信长久利益比眼前困难重要。”

适逢IBM公司成立100周年，暨工行与IBM合作25周年，谨以此文悼念这位面对巨大挑战而不考虑任何私利的真诚友人,是他为IBM提供了在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业务快速发展的绝好机会，也是他为工行卓越的电子业务处理网络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永远怀念，敬爱的黎晓先生！

译者的话：

在IBM公司成立100周年之际，IBM香港公司原业务总监柯维柏先生撰写了一篇真实感人的文章。文章记述了25年前，他与时任中国工商银行科技部主任黎晓先生的一段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任何困难，开创工商银行电子化建设先河的故事。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做成这样的事，充分显示了二人的聪明才智，尤其是黎晓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当时很多人都难以理解黎晓先生这样做的意义，现在，当工商银行已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效益最好的银行的时候，再回首这段往事，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作为工商银行电子化建设工程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为有机会能参与其中而感到自豪。

尽管黎晓先生两年前已过世，但他目证了工商银行20多年来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可为当年的决策感到欣慰。此文发表在IBM网站上，在征得作者柯维柏先生同意后，我将它译成中文，与广大读者共享，并以此纪念黎晓先生。

                  原中国工商银行科技部总经理、通联支付常务副总裁􀤩单怀光